龙山会议的历史贡献和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维护其反动统治，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代替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两种力量围绕着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斗争成为了贯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历史全过程的主旋律。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此情势下，国民党福建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强化反共反人民的力度，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对向往和平、民主的福建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使全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基于形势的变化，如何组织和领导革命力量实现从隐蔽发展向公开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已成为中共福建省委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和重大课题，而做好城市工作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龙山会议的召开

　　1946年11月25日至1947年1月15日，为学习贯彻中共七大精神及中央领导的指示，总结福建党组织九年来的斗争历程与经验教训，使城市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服务于游击战争，中共福建省委在南平县黄连坡等地召开省党员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共福建省委改为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并进一步强调了城市工作的地位和意义，高度肯定和评价在闽江工委领导下的城市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正式撤销中共闽江工委，成立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任命庄征为部长，李铁为副部长，孟起、林白、杨申生为委员。” [1]

　　1947年2月22日至25日，庄征在林森县桐口乡龙山村革命基点户郑金伙厝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史称龙山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党员代表会议精神、《福建党九年斗争总结（草案）》和区党委的决定，宣布成立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会议系统总结了闽江工委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并由庄征作题为《论开辟第二战场》的报告。《报告》首先精辟分析了城市工作的内在规律，即从城市到农村，再从农村到城市，依托农村发展城市，又通过城市发展农村，认为这是城市党组织在福建蒋管区能够长期坚持斗争而不被打垮的根本原因。其次，《报告》论述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尽管福州、厦门等城市是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但规模都不大，拥有产业工人较少，占其人口大多数的是包括小商贩、公职人员等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工人；同时指出小资产阶级具有上通下达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认为它不仅与社会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存在藕断丝连的血缘关系，因此可以作为城市党组织的统战对象，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报告》还指出在“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下，福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群众为求生存、争民主的自发斗争此起彼伏，因此发动“民变”的时机已经成熟。最后，《报告》详细规定了城市工作开辟第二战场的具体任务：“（一）在学校内开展爱国运动，在工人中领导下层斗争。（二）动员输送干部到农村中发动民变兵变。（三）展开内应工作，多找军队关系。（四）打入敌特组织，取得情报。（五）利用其内部矛盾，打击敌人、瓦解敌人。（六）开展经济工作，支援游击队和党组织。”[2]此外，会议还决定成立闽浙赣地下军，任命林白为司令，曾焕乾为副司令，庄征为政委，李铁为副政委。下辖闽海、闽东等4个纵队。

　　龙山会议后，城工部党员、干部在党组织的号召下，一方面发起轰轰烈烈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开拓第二条战线，另一方面纷纷深入省内外各城市、农村，发展基层党组织和新党员，发动“兵变”、“枪变”等，支援农村的游击战争，从而使闽浙赣边区城市工作迎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代。

二、龙山会议的历史贡献

　　（一）促进城工部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

　　1947年2月，龙山会议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的正式诞生，也为推进城市工作的队伍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根据会议精神，城工部在接收原闽江工委所下辖的党组织的同时，也对组织系统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合。城工部在保留原闽江工委时期的学委、中共福州第一市委和闽侯县委等党组织的基础上，在斗争中还先后成立了7个城市工作委员会：“中共福（清）长（乐）平（潭）工委，1947年2月成立，书记陈世明，工委下辖中共福清工委、平潭工委和福长平学委；中共延（平）古（田）建（瓯）工委，1947年4月由中共福州第二市委撤销后成立，书记杨良言，工委下辖中共剑津中学支部和南平中学支部；中共漳（州）厦（门）泉（州）工委，1947年4月成立，书记王毅林，组织委员林华，宣传委员黄猷；中共尤（溪）德（化）永（泰）工委，1947年4月成立，书记廖怀玉；中共古（田）罗（源）林（森）中心县委，1947年6月成立，书记李继藩，工委下辖3个区工委、11个党支部；中共闽东工委，1947年3月成立，书记林立；中共福（清）长（乐）闽（侯）地委，1947年4月宣布成立，书记陆集圣（林星）。”[3]

　　此外，在龙山会议后，城工部陆续派遣郑杰、曾焕乾等人前往台湾省发展党员，创立党组织，筹集革命经费。经过艰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难，赴台人员在台中、高雄等地区取得了一些成果和进展，有力推动了台湾城市工作的发展，并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这些成就的取得彻底地改变了城工部主要限于福州、厦门等中小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凸显了向区域协调发展、向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新趋势，充分体现了城市为农村服务和坚决走群众路线的龙山会议精神。可以说在龙山会议的积极推动下，城工部迅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进而更好地成为一支由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广大阶层参加的革命队伍，成为一个具有崇高的革命信仰和顽强生命力的党组织，成为一个遍及“闽、浙、赣、湘、台等5省，并拥有‘党员三千、干部二百’的城市党组织。”[4]此后，尽管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城工部事件”，使城工部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断联后的城工部基层党组织在严峻的形势下依然毫不动摇地响应龙山会议的号召，坚持城市为农村服务的方针，或独自斗争，或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壮大自身力量，直至全省解放。

　　（二）推动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

　　解放战争初期，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危机的日益加深，地处东南战略要地的福建与其他国统区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由广大爱国学生、市民、工人及其他阶层民众共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求生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其中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中共福建党组织历来高度重视并有着清醒的认识，龙山会议明确指出“开展城市的和平、民主运动就是开辟第二战场，也是城市为农村服务的一种具体表现。”[5]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以学校为重点，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此外，会议还宣布成立城市工作部，由此大大增强了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为促进运动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3月23日，省立福州中学的两名学生在乘坐公共汽车时，遭到汽车乘务员的欺凌和殴打，其中1人被汽车公司非法拘留。该校学生为了声援和解救受害学生，纷纷前往公司进行交涉，但却受到反动警察的残酷镇压，有多名学生被逮捕或受伤。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因势利导，积极组织和动员在校学生，携手同心，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暴行，将斗争引向群众性的反迫害政治运动。3月25日，来自全市大专院校、省立福州中学、英华中学等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在福州市区中心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到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进行静坐请愿，最终迫使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答应惩办肇事警察；委派福州市警察局局长向受害学生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由此，这场以青年学生为生力军的抗暴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同年5月16日，在城工部的领导下，协和大学800多名学生“高举‘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横幅，冒雨从南台游行到城内，沿途张贴标语，散发《宣言》传单，进行街头演说，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导致米价暴涨、民不聊生的行径。”[6]这场运动使国民党福建当局不得不同意给各校学生供应平价米的合理要求。此外，为进一步配合和响应全国性爱国民主运动，城工部还在厦门等地组织发起一系列群众斗争和学生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与社会反响。

　　在龙山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城工部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维护、满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工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倾力发动群众，使爱国民主运动及群众斗争逐步实现了由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并将其迅速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潮，进而形成了反对福建蒋管区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鼓舞和配合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三）发动和支援农村游击战争

　　在龙山会议上，城工部部长庄征的《论开辟第二战场》的报告着重阐述了新形势下的城市工作发展方向和策略，即党员干部走向农村，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和支援爱国游击战争。它不仅为会议确定了城市服务农村的基调，更为城市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为开展群众性武装斗争注入强大的活力和动力，从而使农村游击战争的局面焕然一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组织和领导农村游击战争，着力输送一大批党员骨干，到敌人统治较为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村地区开展革命工作。龙山会议上，为了让大多数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党员干部更好地融入农村，扎根农村，服务农村，城工部党组织号召所属党员“必须树立为农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工作应朝着为农村服务的方向努力；建立脱下中山装、学生装，和广大农民联系，与武装斗争结合的决心。”[7]会后，这些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有的甚至还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省内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发动农民，抗丁抗税，除恶分粮，建立基层党组织，创立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闽浙赣边区农村游击战争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工部副部长林白领导的中共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独立坚持革命，在与敌人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至“1949年４月底，中心县委所属的游击队伍达3000人枪，”[8]为配合解放大军南下解放福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叶飞同志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其次，“变”敌方资源为我所用，不断满足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物质需要。龙山会议后，城工部将会上提出的发动“民变”、“兵变”进一步发展为“米变”、“枪变”等，有力地支援了农村游击战争。仅从“1947年2月到6月的四个月里，就进行了大小9次的“变”，所得现金和财物约值8000多万元。”[9]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枪变”。1947年5月，长期隐蔽在国民党福建水警总队司令部任警卫排长的中共党员陈统安，与前来接应的省委派遣人员杨良言经过精心策划，秘密用船只将“4挺机枪、8只驳克枪、1支长枪、1支冲锋枪、3支短枪、6支步枪、8000发子弹”[10]运送至闽侯南通闽浙赣区党委机关驻地。虽然“变”的斗争形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急躁冒进、操之过急的不足之处。

　　最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充分发挥小资产阶级的优势和同盟军作用，使企业职员、公教人员等广大民众同情、支持和配合农村游击战争，同时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国民党机关和军队，分化敌人，获取情报，为开展群众性武装斗争创造有利条件。

三、龙山会议的历史意义

　　龙山会议是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在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逐渐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城工部为顺应由隐蔽发展向群众性游击战转变，城市为农村服务的需要而举行的重要会议。会议改变了闽江工委时期的积极隐蔽、等待时机、偏重学生运动的革命策略，确定了城市工作为农村游击战争服务，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到处发展的指导方针，成为了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为农村游击战争服务与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相互配合、协助，较好地实现了两翼齐飞，开启了闽浙赣边区城市工作发展的新篇章。

　　在龙山会议精神的指导和影响下，一方面福建城市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发展，较之以往规模更大、斗争层次更高、影响更广，有力地策应、配合了全国性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并为群众性游击斗争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另一方面，在会议的号召下，服务农村、服务游击战争的工作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取得了辉煌而巨大的成就，尤其是断联后的城工部基层党组织坚持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沉重打击了福建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甚至在1949年曾一度解放平潭岛长达54天之久，从而与其他兄弟游击武装队伍形成配合和呼应，共同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福建农村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有效地配合了城市爱国运动的开展。

　　综上所述，龙山会议为闽浙赣边区城市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城工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它也是中共闽浙赣区党委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福建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谱写了福建党史光辉灿烂的重要篇章。

　　　[作者简介]李杨在，福建长乐人，兰州大学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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