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五位福州人的交往

      1919年，福州事件爆发。远在天津的爱国青年周恩来，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声援福州反日运动，催办北洋政府解决福州事件，由此引来了一场牢狱之灾。福州籍大律师刘崇佑挺身为周恩来等人辩护，辩护词之精彩，至今仍为人所道。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值此之时，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起义前，知人善用的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让郭寿生归队。在党安排下，郭寿生不辞劳苦，策反舰队司令林遵，促成了“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始终不忘那些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在处理王荷波、陈昭礼、吴石三位福州革命烈士的身后事中，高度体现了周恩来作为出色领导人的一颗仁者之心。

一、周恩来与刘崇佑

      1919年11月，为报复福州反日运动，日本驻闽总领事馆警署指挥日本浪人寻衅闹事，制造流血事端，福州事件爆发。远在天津的爱国青年周恩来，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声援福州反日运动，催办北洋政府解决福州事件，由此引来了一场牢狱之灾。福州籍大律师刘崇佑挺身为周恩来等人辩护，辩护词之精彩，至今仍为人所道。
      刘崇佑，福州人，17岁中举人，后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明治法政学堂，人称“双榜举人”。他一向不惧威权，立志“律师应仗人间义”，曾于1919年8月在北大学生互诉案中义务协助学生对抗“安福系”势力。又于1920年5月为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高等师范等各校学生40余人辩护，深得师生赞誉。
1920年1月29日，在周恩来、于兰渚的领导下，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前往省长公署请愿。在省长公署门前，请愿学生遭镇压，周恩来等四位代表被捕入狱。6月23日，学生会代表委托刘崇佑律师与天津律师钱俊、兰兴周为学生辩护。30日，刘崇佑到检查厅与周恩来等人密谈，了解实况。7月1日，周恩来以四位被拘捕的学生名义，执笔致函刘律师，列举理由批驳当局强加给他们的罪行。7月6日起，天津地方审判厅公开审理此案，各界前来旁听者极为拥挤。前两日为被捕学生代表之答辩，周恩来等把法庭当做向反动政府斗争的战场，列举事实揭露反动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卑鄙行径，大义凛然地大讲爱国无罪。8日律师发言，为学生辩护。
      在为周恩来等4人骚扰省长公署案辩护时，刘崇佑首先说明依据法律规定，骚扰罪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聚众、意图强暴胁迫和不服解散命令。然后分析说，当天集会请愿的人有数千之众，各团体皆有，怎能断定就是周恩来等4人召集的呢?请愿是为见省长，而省长事先已答应接见学生代表，自然无所谓“强暴胁迫”的企图。公署门外的学生骚动，周恩来还曾“登梯而劝喻之”，那么4位代表并没有不服从解散命令。最后刘崇佑不无讽刺地指出：“检厅此项起诉，尤属滑稽无庸讳矣”[ 天津《大公报》，1920年7月18日。]。总结陈词时，他还大胆抨击了北洋政府摧残民意、知法犯法的恶行，“军警奉命肆残，遂以人民之血肉，为锋镝之的，见人即捕，不问是非，而收诸警厅之中，半年之久，幽系不顾。试问法律何条，官厅乃具此权力，人民乃受此凌践?官吏不法，则视为当然；平民无辜，乃供其泄愤”[ 天津《大公报》，1920年7月20日。]。
      刘崇佑的整个辩护词慷慨激昂，对于国势危殆，内争外侮表现了深切的关注和痛惜，对于周恩来等人的爱国之举给予了肯定和支持，而对北洋政府对外的懦弱无能和对内的腐败残酷则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可谓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北洋政府却不顾公意，仍然宣判被捕代表们徒刑或课以罚金。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但因众怒难犯，加之代表们被押已达半年之久，早已超过刑期或折算的罚金，审判厅不得不宣布当庭释放所有被捕代表。
      在这场官司的接触中，刘崇佑发现年青的周恩来思维清晰而富有条理，思想进步，是块难得的可造之材，于是建议他出国深造。而此时的周恩来，经过半年多的狱中斗争，已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希望到国外去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但苦于没有出国经费。后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和刘崇佑各资助500元作为旅欧费用，周恩来于11月7日乘船赴法，踏上了新的革命历程。此后一两年间，刘崇佑督促夫人每月去东方汇理银行汇款20余银元给周恩来和同时赴法勤工俭学的张若茗二人作生活费，直至两人来信说已获得助学金，可另资助他人，才作罢。
      知恩图报的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这位令人尊敬的律师。1941年9月刘崇佑在上海病逝，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后，曾非常惋惜地说：“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解放初期，周恩来曾委托当时上海市长陈毅关照刘家后人。1957年11月24日，周恩来还亲自赴上海看望了刘崇佑夫人，询问她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并指定专人为她解决。

二、周恩来与郭寿生

      郭寿生，福州人，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1921年10月，郭寿生由邓中夏、王荷波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指定负责烟台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并创办了《新海军月刊》[这是最早出现在民国海军中的中共宣传刊物。]，任主编。1923年夏，郭寿生入党。从此，他与党的早期领导人联系更加密切。1923年底，郭寿生建立了党团外围组织“新海军社”，吸收思想进步、忠实可靠、富有牺牲精神的海军官兵入社，并从中择优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从而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海军军人，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质，为以后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1923年冬末，中共社会主义青年      团烟台支部成立，郭寿生为负责人。次年底，中共烟台党小组建立，郭寿生为组长。与此同时，“新海军社”组织扩大至全国各地海军练营、舰队，并在烟台设立总社，在上海、南京、马尾等处设立支社，在各舰艇、岸上各机关设立分社。这些支分社的负责人，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有的是爱国士官。为统一行动，加强团结，郭寿生制定了“新海军社”章程，时刻准备配合党的斗争。
      北伐战争中，郭寿生积极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于新海军社所控制的军舰没有得到起义信号，不敢贸然开炮，原计划流产。起义失败后，郭寿生并未泄气，继续在海军中重聚革命力量。
      1926年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抵上海，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他对海军中的策反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听取郭寿生的汇报。1927年2月22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从罢工转入起义。这一天傍晚，郭寿生等人聚集在法租界辣斐德路冠华里启迪中学内的起义指挥部，听候调遣。这时，起义指挥周恩来指着黄浦江地图，计划由郭寿生带领海军士兵化装成便衣队，从黄浦江水路坐小船登上停泊在高昌庙的“建威”、“建康”舰。然后，再从舰上领取枪械登陆，配合工人纠察队攻打高昌庙兵工厂。由于时间与航程不允许，而且必须经过孙传芳军队的警戒线，周恩来叫郭寿生转告郭友亨、倪华銮，要他们保证在下午六时准时开炮。郭友亨接到口信，先令进步士兵把守舰上各重要舱口，拘禁反动军官，然后做好开炮准备。可是，由于党在海军内的工作还很薄弱，起义计划本来也不够严密，两舰行动计划仍被泄漏，不得不提前开炮，计划落空。市区部分工人纠察队与军警发生巷战，无法援助，起义又被迫中止。起义失败了，但新海军运动的威力在两次武装起义中都充分地显示出来，海军官兵的行为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赞扬。上海总工会在复工的命令中指出：“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袭击，表示革命工人与士兵联合的伟大征兆。”这与郭寿生在其中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即于2月23日下午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要求“海军要极力保持实力并扩大之。”同时决定成立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负责领导上海工人的武装暴动。这样，周恩来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特别军委下设运输、消息、海军、纠察队、自卫队、特别队等几个部门。海军委员会由周恩来、郭寿生、郭友亨负责，每天接洽。于是，郭寿生将“新海军社”总社秘密设在法租界西门路口福兴里，公开社址设在高昌庙华商电车站起点的旧同善社内，总社的交通处仍在辣斐德路永裕里66号，郭寿生凭借这些处所，一面利用福州同乡的关系联络感情，一面以响应北伐，主张国民革命的口号进行宣传发动，发行《灯塔》月刊，协助从福州返回上海的王荷波到上海江南造船所指导工作，帮助林轰在江南造船所建立工会，派陈嘉谟以海军代表身份参加上海市民代表执行委员会。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然而，这时国民党右派已经公开走向反动，形势日益恶化。4月10日，郭寿生奉赵世炎的口信离开上海，于14日抵汉口。“新海军社”总社也从上海移设汉口。此时，在汉口的“新海军社”组织只有共产党员王介山等五六人，郭寿生带领他们一面继续印行出版《灯塔》月刊，一面与担任总政治部新剧团主任李元龙等人，按照邓演达的安排，扮做盲人，在汉口至上海的商轮上，沿途分别到北洋军阀的舰艇上准备联络有内线的士兵和不得意的军官，进行策反。可是，由于孙传芳事先买通部分海军军官，策反未能凑效。三个月后“七一五事变”发生，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新海军社”在汉口无形解体，《灯塔》月刊随之停刊，郭寿生与党失去联系，从此蛰伏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内担任海军杂志编译达21年之久。
      1948年秋，时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专员、《海军月刊》社长的郭寿生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重新与党取得联系，顺利归队。郭寿生归队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知人善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对郭寿生的为人是了解与肯定的，他知道郭寿生在海军中有一定人脉与威望，在策反海军方面具有相当经验。当郭寿生得之周恩来让他归队时，他喜出望外，激动地说：“北伐时期我在周恩来领导下，组织上海武装起义，他很了解我，他叫我归队，我坚决服从。”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之后，郭寿生积极参与策动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昔日“新海军社”成员林遵的起义。郭寿生同林遵是同学，又是同乡，感情甚笃。在党安排下，郭寿生不辞劳苦，策反林遵，促成了“南京江面上的壮举”。周恩来充分肯定此次起义，他后来在接见林遵时说：“你的起义是协助解放军解放了南京”。

三、周恩来与福州三位革命烈士

      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始终不忘那些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他念念不忘福州革命烈士王荷波、陈昭礼、吴石等人。在处理三位烈士的身后事中，高度体现了周恩来作为出色领导人的一颗仁者之心。
      王荷波（1882-1927），福州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我党早期的优秀领导之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王荷波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北伐时期，身为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之一的王荷波经常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一起开会、研究工作，周恩来经常亲切地称他大哥。他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领导著名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负责南市区的工作，特别是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通过“新海军社”这一士兵群众组织，在海军中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争取海军支持起义，并为上海工人提供大批武器，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
      由于叛徒出卖，1927年10月18日，时任北方局书记的王荷波落入敌手。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临难前惟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同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等18名优秀共产党人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设在安定门外的刑场。时年45岁。 
      王荷波牺牲后，周恩来无限悲痛。但当时在白色恐怖之下，不可能很好地收殓和安葬其遗体，这成为周恩来的一件憾事。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王荷波。1939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王荷波女儿经其五弟王凯送到延安。1949年北京刚解放，周恩来就想到了王荷波烈士，说他是十八烈士之首，应该受到人民的敬仰，指示要重新厚葬他的遗骸。根据当年目击者回忆，人们从芦苇深处挖出烈士遗留下来的一只残缺不全的鱼鳞底皮鞋，依稀可以辨认，从而收殓了他的忠骨。1949年12月11日，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委等组成“王荷波同志等18烈士移葬委员会”，将烈士忠骨移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临主祭。
      陈昭礼（1907-1940），福州人。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等职。还担任过广西省政府秘书长、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国民党七十军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等职。1940年，为了减少蒋介石的注意，他辞去七十军中的职务，到江浙一带活动。同年8月13日，在从崇安赴上饶途中被特务杀害。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于1952年4月11日致信张鼎丞（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让他尽快弄清1938年新四军驻汉办事处主任陈昭礼于1940年被国民党暗杀于崇安的情况,并将烈士墓迁葬于福州人民公墓[《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68页。]。
      吴石(1894～1950年)，福州人，国民党中将。解放战争期间，吴      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倾向革命，成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为我党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机密，对解放事业功不可没，党组织称其是“密使一号”。
      1950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受“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牵连，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6月10日，吴石在台北英勇就义。毛泽东曾题诗赞誉吴石将军，写下了“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的名篇。1973年，吴石将军被国务院追认为革命烈士。1975年冬，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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