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红色记忆丨厦门破狱斗争旧址
厦门破狱斗争旧址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思明南路451号。1930年5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经过周密策划，成功地进行了震惊全国的破狱斗争，救出了被关押在这里的40多位革命同志，创造了速战速决、毙敌多名而我方无一人伤亡的战斗奇迹！
1930年3月18日，中共厦门市委组织爱国民众，以“争取自由大同盟”的名义，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4周年集会。纪念集会开始不久，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用枪瞄准革命群众进行恫吓。在双方的争执和对峙中，军警强行抓走了大会主席、厦门大学学生党员张汉宗和张耕陶等4人，将其关押在思明县监狱。
思明监狱设在思明县政府内，被关押的大多数是“政治犯”，其中有共青团福建省委原书记陈柏生、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潜伏在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内工作而被捕的共产党员谢仰堂，以及平和、永定、上杭、龙岩等地的苏维埃干部、红军游击队员共计40余人。
思明监狱的环境十分恶劣，两间牢房总共才60多平方米，关押40多人后挤得像蒸笼，“犯人”只能铺稻草席地而卧，睡觉时连翻身都困难，入狱的同志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而此时，福建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白区和赤区都急需干部来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营救狱中的同志，经过慎重的分析和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和厦门党组织决定武装破狱。为确保破狱战斗的胜利，省委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景德、团省委书记王德和军委秘书陶铸组成，互济会主任黄剑津担任秘书长。特别行动委员会下设特务队和接应队。
陶铸是这次破狱行动特务队的负责人，他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在厦门的党团员、工人纠察队和进步青年中组建了一支特务队。
与此同时，谢景德也组织起一支10多人的接应队，他们由进步学生和狱中难友的亲友组成。按计划，破狱那天他们将等候在县政府的大门外，准备引导出狱的同志到指定的地点，以免难友在慌张中走散迷路，被敌人再次抓捕。
为了确保破狱全胜，特别行动委员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侦查工作。在充分了解了敌人的武装力量、看守所的结构及管理状况后，特别行动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周密、严谨、切实可行的破狱方案。
破狱时间定在5月25日上午9时，因为这天是星期天，军警和看守人员的精神状态相对松懈；这天又是农历四月二十七日，计算潮汛，上午9时应是开始退潮的时间，接应船可以顺风顺水较快地驶离厦门岛。
那天，老城区一早就热闹起来了，特务队队员有的伪装成探监的亲属，有的假扮成卖杨梅的小贩和游客。一组队员抱着饼干桶假意探监，监狱的值班看守起了疑，命令搜身。千钧一发之际，一名队员果断开枪击毙了副看守长卢永忠。
枪声就是破狱行动开始的信号，埋伏在外的特务队队员击毙执勤的门警和警备队长，砸铁锁，开牢门，剪脚镣，前后仅用了10分钟时间，特务队就成功地营救出被捕的40多位同志，而自己没有一人伤亡。
破狱的枪声停止了，被营救出来的同志分成三至五人一组，在接应队员的引导下，很快向碧山路疏散。
由于这次破狱行动极为迅速，所以没有在川流不息的游客中造成多大的惊动，狱中的同志跑出来以后，在接应队和王德带领的“游客”的协助下，全部登上了停泊在打石字堤岸的两艘木帆船。帆船顺着刚刚开始退落的潮水，神不知鬼不觉地急速驶离了厦门岛，按预定计划向同安方向开去。
敌人在特务队撤离现场半个小时之后，才得到出事消息的准确报告。敌警备司令部大为惊慌，急忙打电话通知海军司令部、侦探队、保安队和其他军警机关，同时宣布在全岛紧急戒严，海军出动舰艇封锁了港口和海面，市区也切断了所有的交通要道，严格盘查过往的行人，拦截、缉捕破狱人员和“共匪逃犯”。
然而，敌人的动作又慢了一步，等敌特军警全部布置到位，参加破狱行动的同志都已回到家中休息了。护送难友的两艘木帆船，也早已驶过了鼓浪屿向东转，再经过鼓浪屿和嵩屿之间的海面，穿过高（崎）集（美）海峡，正在开往同安的途中。
这次破狱行动唤起了处于革命低潮期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壮大了我党我军的力量，坚定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成为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红色经典，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了永久的红色记忆。该事件后被厦门籍作家高云览写成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并翻拍成影视作品，传诵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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