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名人 | 古田籍的著名爱国归侨诗人，“九叶诗派”诗人之一杜运燮
诗人杜运燮先生的故居在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中心弄 12号。杜运燮（1918-2002），福建古田县人。笔名吴进、吴达翰、杜松。1918年3月17日出生于马来西亚的霹雳州实兆远地区偏僻的橡胶园，在那里的侨办学校念完小学和初中后回国。1934年秋在英国教会创办的福州私立三一中学（现为福州外国语学校）高中部就读。每逢暑假和寒假，他就回到自己的故乡，尽力搜寻古典文学书籍，仔细研读，迅速提高古典文学的素养，特别是精读了唐诗、宋词，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功力，高三时就开始向报刊投稿。中学毕业时，恰逢抗日战争爆发，只好回古田。在乡村居住的日子里，他埋头研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福州私立三一中学办公楼与思万楼
1938年，他考取浙江大学生物系，时值抗战，浙江大学迁往贵州，他只好就近借读厦门大学微生物系。在校期间选修林庚教授的新诗课程，深受启发，开始新诗的创作。1939年经林庚教授推荐，转到昆明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就读。在校期间，他接触了许多作家、学者以及不少才华横溢的爱好文学的同学，又开始写诗。1943年至1945年先后在昆明、湖南担任“美国志愿军大队”（即陈纳德的“飞虎队”）翻译，一年后又到印度比哈尔邦的“蓝伽训练中心”任少校翻译官两年多，1945年回西南联大办毕业手续。同年，经沈从文先生举荐进重庆《大公报》任国际版编辑。一年后，他携妻儿赴马来西亚探亲。1947年初到新加坡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任教3年。由于他积极支持华侨学生爱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解聘。1950年初夏，杜运燮举家回国，把妻儿三人安顿在北京之后，应友人之邀，到香港《大公报》任《文艺》副刊编辑，并兼《新晚报》电讯翻译一年。1951年10月，回京任北京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编辑、翻译。
1970年1月，诗人杜运燮和妻子一同到山西永济“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住在农民家中，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当时几乎不见有油水的伙食，他只好给也在山西插队的儿子杜实甘去信，让其带些罐头来。
那天，诗人的大儿子小杜到永济看望父母，诗人去车站接。父子一同走到一片盐碱地，见四周无人，小杜立即拿出一听猪肉罐头，诗人迫不及待地打开它，背风伫立，狼吞虎咽，一眨眼间就消灭干净。站在一旁的儿子愣住了，一股心酸之情难以抑制……
杜运燮
同年10月28日，造反派头目宣布：由于杜运燮的妻子王春旭的“反革命言行”（她在病中骂了江青、林彪），开除杜运燮的公职……夫妻俩只好到儿子杜实甘住处落户。一夜之间从编辑变成农民，从拿工资变成靠挣工分吃饭的人。
闭塞的农村令诗人特别希望了解外界，他不断地与师长、挚友通信，向友人倾诉农村生活，打听外面的近况，一些文友也常寄书给他。巴金先生也给他寄来古典文学名著，鼓励他继续创作。杜运燮深感自己对中国的社会与农民了解得不多，也趁机抓紧时间，给自己补补课。
1979年3月他重返新华社国际部，任《环球》杂志副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导师。1986年10月被评为译审，享受早期回国定居专家待遇。他曾代表中国作协出席印度诗人苏?巴拉迪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
杜运燮与穆旦合影
杜运燮先生一生最大的兴趣和成就在于文学创作，尤其是诗艺的求索与实践。“九叶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诗派”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情绪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九叶诗派”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的意象。辛笛、穆旦、杜运燮等九人自然形成特殊的群体，它没有具体的组织名称，只是一个流派，如星云之自然凝合。1981年《九叶集》春笋破土般出版了，他们才被冠以“九叶诗派”。这个流派的九位诗人作为爱国知识分子，向往民主自由，写出忧时伤世、多方面反映生活和斗争的诗篇。在艺术上，结合中国古典诗歌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探索自己的创作之路，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构成独具特色的流派。杜运燮先生是“九叶诗派”中的佼佼者。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与穆旦、郑敏被誉为联大“三星”。他致力于新诗创作，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举成名。1946年他出版了《诗四十首》。朱自清先生对杜运燮先生的诗很欣赏，他在1942年的《诗与建国》一文中说，杜运燮的诗表现了“忍耐的勇敢”和“真切的快乐”。杜运燮先生创作的《热带三友》等三篇散文，长期入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科书。
他的《山》《井》《夜》《月》《闪电》等诗作，以机智、风趣、灵动、幽默见胜；词锋锐利，意象新异，以大跨度的比喻、清新的诗艺带来诗歌美学的变迁，当时就被称为最有现代意识的诗作。他早期的代表作有《追物价的人》——
物价已是抗战的红人/从前同我一样，用腿走，/现在不但有汽车，坐飞机，/还结识了不少要人，阔人/他们都捧他，搂他，提拔他，/他的身体便如烟一般轻，/飞。但我得赶上他，不能落伍。/抗战是伟大的时代，不能落伍。/虽然我已经把温暖的家丢掉，/把好衣服厚衣服，把心爱的书丢掉，/还把妻子儿女的嫩肉丢掉，/而我还是太重，太重，走不动，/让物价在报纸上，陈列窗里，/统计家的笔下，随便嘲笑我。/啊，是我不行，我还存有太多的肉，/还有菜色的妻子儿女，她们也有肉，/还有重重补丁的破衣，它们也太重，/这些都应该丢掉。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我们都应该不落伍，/ 即使人家物价在飞，赶快迎头赶上，/即使是轻如鸿毛的死，/也不要计较，就是不要落伍。
——江苏文艺出版社《九叶集》
这首讽刺抗战后期物价狂涨的诗，采取了机智的反讽与颠倒的写法：把大家憎恶的飞速上涨的物价说成是人们追求的“红人”，唯恐追它不上，即使丢掉一切——家、好衣服、厚衣服、破衣服、自己的肉、妻子儿女的嫩肉——都在所不惜，因为抗战是伟大的时代，不能落伍。这样颠倒的结果，令这一荒诞不经的局面昭然若揭了。嘲弄的口吻既尖刻又真实，物价确实是囤积居奇的要人、阔人给捧上去的，确实迫使人们丢掉家室、衣服和骨肉，甚至以“死”为代价的。特别叫人啼笑皆非，这竟然都是为了“伟大的抗战”，为了不要落伍。诗人在这里显示的活泼的想象和风趣的讽刺，揭示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使我们想起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奥登常用的心理分析，令诗的艺术更加丰富和凝练，进一步强化了诗歌艺术表现力度。该诗将智能性与感性完美结合，成就了现代讽刺诗的名篇。
1981年“九叶诗人”与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教授叶维廉晤谈于曹辛之北京寓所（由左至右：郑敏、陈敬容、杜运燮、叶维廉、曹辛之 )
1979年，杜运燮先生在《诗刊》上发表了《秋》——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街树也用红颜色暗示点什么，/自行车的车轮闪射着朝气；/吊车的长臂在高空指向远方，/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
这首诗中“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等诗句，被诗评家质疑，说是“令人气闷的朦胧”，引发了一场辩论。之后，“朦胧”一词逐渐演变为诗歌史上的专用名词，由此促成“朦胧诗”的创作，推动了“朦胧诗”的蓬勃发展，使之成为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追本溯源，“九叶诗派”也成了“朦胧诗派”的鼻祖。“朦胧诗”作为中国现代诗的一种流派，影响颇大，“九叶诗派”在中国诗坛的地位，也不断地被文艺界认识和推崇，其中杜运燮先生功不可没。
1998年，“九叶”诗人、评论家袁可嘉先生在诗评中写道：“经过50多年的风风雨雨，运燮已经以实绩证明他在现代诗坛中不可替代的位置：一个以自己独特追求的现代风格推动了新诗进程的重要诗人。”尽管诗人为人低调，甘于平淡，不求闻达，但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诗歌史都会为他留出重要的位置。
《九叶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新诗一直未能打造出新的辉煌。以“九叶诗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声音也一直被压抑着。数十年间，没有人再去翻阅那曾经充满生机的“九叶”的作品。杜运燮先本人也长期受到冲击，诗的热情一直被压抑在心底。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才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杜运燮先生和诗友们合辑出版了《九叶集》《八叶集》，随后他个人又相继出版了《南音集》《晚稻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杜运燮诗精选100首》《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杜运燮六十年思想》等，并有《美国入侵澳大利亚》《世界抒情诗选》《罗宾逊传奇》等多部译作（与人合译）问世。他的诗作被收入数十种中外诗歌选本，诗歌《井》被选入苏联高中语文教材。
杜运燮先生一生在诗国辛勤耕耘，正如他在《落叶》一诗中所云：“挥动充满激情的手，又挥动有责任感的手”，“没有创造出最满意的完美作品，绝不甘休”。在中国新诗的数十年历史中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这第一次就是以“新月派”“九叶派”和“七月派”为代表的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的浪潮。杜运燮先生正是驾驭浪潮的一位好把式。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派”的兴起。而这一次，恰恰又是滥觞于杜运燮先生为代表的“九叶诗派”。20世纪80年代，“九叶诗派”重现诗坛，诗派正式以“九叶”冠名，一股九叶热也随之掀起。而“朦胧诗派”正是传承了“九叶诗派”跨越数十年时空而形成的新诗流派。杜运燮先生不愧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隔代相传的传薪人。
九叶诗人唐湜先生曾经在《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一书中写道："九叶诗派"在20世纪40年代有它的辉煌，就是在80年代，也还有它更高更深的进一步的光辉发展，运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是我们九叶的光荣。杜运燮先生从40年代的《诗四十首》一路走来，坎坎坷坷，一直走到《秋》，穿越数十年诗的时空，从‘九叶诗派’走到‘朦胧诗派’，为当然，杜运燮先生更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古田，他曾于1960年、1976年与1996年三次回古田瑞岩村探望弟弟杜运锦和乡亲们，直到80岁那年，还写了一首对故乡充满憧憬的诗《祥瑞的山村》。在“赞美瑞岩人的名字也远播全世界”的同时，更是祝愿“小山村必将幻变为脱胎换骨的瑞岩村”。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可贵的贡献。”
杜运燮先生，这位古田籍的著名爱国归侨诗人，在新诗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开拓，走完了84载的诗路人生，于2002年7月16日，“在人生的车站下车，而且不再回来”。但他一生的诗与诗的一生，“却是一个永恒的最美的世界”（杜运燮《车站》），供我们反复欣赏，永远怀念。
生前，诗人酷爱大海的浩瀚无垠，死后，他的骨灰伴随花瓣漂流大洋，只留下自己60年来默默耕耘的诗文。诗人用自己的才情在故乡的长空画出一道耀眼的弧线。诗人的诗魂，永远萦绕家乡的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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